中國自古以來都說士農工商，總把商人地位放在最後。要不就是用唯利是圖、無商不奸的刻板印象形容商人。在資本主義當道的今天，商人的地位卻大大反轉！郭台銘、王永慶這些沒有耀眼學歷卻富甲一方的商人，反倒成為社會爭相巴結、羨慕的對象。仍打著共產黨旗號的對岸，實際上各省招商卻是不遺餘力、爭取表現。學而優則仕已不是主流價值，跟商業扯上關係的學系在聯考中頻頻蟬聯高分科系；更有甚者，笑貧不笑娼的價值更早已見怪不怪。
一口氣看了二月河的新作<胡雪巖>與電視劇原著<喬家大院>，兩部對岸近年來最”紅火”的作品。有別於高陽的<胡雪巖>，二月河的作品更戲劇趨勢；感覺就像是為了電視劇寫的，敘述簡短有力不拖泥帶水。而<喬家大院>不用說，本就是因為電視劇而催生的作品。 
兩個故事不約而同講滿清末年，商人在商場上起落的故事。胡雪巖原本是杭州錢莊伙計，因為資助落難士子當上大官，所以在商場有了靠山。憑藉靈活的頭腦，成為富甲一方的豪富；但也因為樹大招風，財產引起朝廷的覬覦。儘管胡雪巖屢次協助左宗棠籌備軍餉，仍然被朝廷重判，家財散盡。經歷太平天國、列強入侵的滿清朝廷，能做的不過是欺負自己的臣民。這些官員貪污、賄賂沒有少拿，還要瞧不起商家，一副清高的嘴臉。
喬家大院則描述晉商喬致庸的故事。喬致庸原本要考科舉，卻因長兄驟逝而回家繼承家業。因為是讀書人半途出家，喬致庸做起生意仍然是胸懷天下；例如冒險經過太平天國佔領的城市只為了疏通茶葉從南到北的流通、或者是希望所有票號合作，達成匯通天下的夢想。在商言商，沒有利潤的事情商人不會去做，但商人同時也是國民，有遠見的商人自然明白國泰民安的重要性。所以喬致庸與胡雪巖一樣，也曾傾囊資助左宗棠新疆平亂。無獨有偶的，喬致庸最後也因財多招忌、商業發展讓朝廷覬覦，所以被抓進牢裡，就算放出來也圈禁在山西。
我認為兩部小說是大陸民情變化、中國歷史轉變的一個縮影。自古以來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的觀念，隨著晉商成為話題、喬家大院電視劇收視率長紅，已經不復以往。在這兩部小說裡，正面人物是認真經商的胡雪巖、是胸懷資金流通天下的喬致庸，那些官員、皇親國戚反而是反派人物，無能又貪婪。兩部小說都有出現讀書人與商人孰高孰低的辯論，作者不約而同塑造經營成功的商人，比貪腐的官員更關心天下大事。也描述胡雪巖、喬致庸擴展商務的同時，提高百姓就業率，反而受到愛戴的情節，這與過去商人被形容狗眼看人低的觀念大相逕庭。正邪角色互換，可見現在社會觀念已經大大不同，英美重商風氣已經深植民心。
小說中的滿清朝廷無能無知卻貪得無厭，官員親貴個個索賄爭權，如此反倒凸顯商人興辦實業，讓貨暢其流、物盡其用的社會貢獻。對照陳水扁海角七億、對岸官員貪污案頻傳，多少有借古諷今的意思。不過兩書都讓主角與左宗棠相知相交，也塑造左宗棠孤臣的形象。官商關係本就錯綜複雜，金錢跟權力本就密不可分，政治獻金、選舉經費如今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一筆亂帳。但兩書藉左宗棠試圖區分官商勾結與官民合作兩種境界，商賈有賄賂官員以達到目的，也有為朝廷戰事籌糧辦餉甚至買軍火的時候。以前大家總覺得官員應該自清，不應該與商人走得太近，但現在觀念已經轉變成官員如果有愛國商人的合作，反而可以成就大事。由此可見數十年間，大陸社會價值的轉變有多大。
不記得是誰說的，中國人沒有普遍的宗教也沒有特殊信仰，如果要說，應該是奉行實用主義。不管是共產主義、資本主義，甚至是儒家、法家思想，對中國人來說，實際效用才是真正決定的因素。幾千年來明儒暗法、文化大革命借馬克思打擊異己，統治者沒有所謂的中心思想，有的只是實際利益的考量。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晉商徽商的研究一時成為顯學，反應中國人早已經轉向徹底的重商主義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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